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路正寬

2019-08-02 10:53:00 | 來源:人民日報 | 編輯:陳晨 | 責編:鄭思雯

共享經濟可持續發展路正寬

圖①:可可資本共享辦公室。

圖②:武漢市民在商場共享充電寶設備前借用充電寶。

圖③:年輕人騎著摩拜單車在秋天金色的田野旁郊游。人民視覺

數據來源:《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(2019)》

  近年來,我國共享經濟的市場規模在持續擴大。來自國家信息中心的數據顯示:自2016年起,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以年均40%以上的速度連續增長,到2018年,交易規模達到29420億元,直接融資規模約1490億元,參與者約7.6億人。未來三年,我國共享經濟仍有望保持年均30%以上的增速。

  共享經濟擁有良好的成長環境,百姓也正享受著共享經濟帶來的各種利好。數據顯示,共享經濟推動服務業結構優化、快速增長和消費方式轉型的作用正日益凸顯,2015—2018年,出行、住宿、餐飲等領域的共享經濟新業態,對行業增長的拉動分別為每年1.6、2.1和1.6個百分點。

  共享經濟在中國發展得最好

  巨大的市場需求、雄厚的投資力量、連續的政策激勵,形成強大合力

  其實,回顧這幾年共享經濟的發展,有許多消費者感懷與其“初見”時的良好體驗。

  “以前十來年,每天坐地鐵上下班,兩邊到地鐵站的路程說長不長、說短不短,步行本就挺累,再拎點東西,特別不方便;打車吧,又不劃算。有了共享單車后,省時、省力、省錢。天氣好的時候騎車,吹著風,簡直是在放飛心情……”家住北京后海的許女士說,現在一看到路邊有亂停放、被損毀的單車,她都心疼、著急;每每聽到平臺拖欠押金、破產的消息,她更擔心這個經營模式難以為繼。

  共享經濟為什么有這么大的“爆發力”?“究其根本,它順應了經濟發展的規律,創造出新的價值。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副研究員熊鴻儒認為,共享經濟至少帶來了幾方面改變:一是通過給予其他人使用閑置資源的機會,高效利用存量資本;二是匯集眾多市場參與者,提升供需匹配效率,促進專業化分工,并大幅降低交易成本、擴大交易范圍;三是顯著減少了市場交易和競爭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。“這一切,對于促進經濟轉型和社會發展都有巨大價值。”

 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師、分享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新紅認為,我國共享經濟規模之大、創新之多、影響之深在全球獨一無二,扮演了當之無愧的全球引領者角色。

  那么,共享經濟為何在我國發展得最好?

  ——這背后,有巨大市場空間提供的有力支撐。

  “我國有近14億人口,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消費人群,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,對新業態、新消費的需求正在不斷擴大。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智能手機的普及,也相應促進了共享經濟用戶規模的急速提升。”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所副研究員洪群聯說。

  龐大的人口基數,讓共享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空間,而一旦一項創新有效滿足了需求、解決了痛點,便可能迅速點燃市場熱情,走上高速發展的軌道。“共享單車出現以前,不少地方政府都希望解決出行‘最后一公里’的難題,也嘗試推出公共自行車、接駁車,但都不太成功。共享單車的出現,很好地契合了這一需求,必然受到人們歡迎。”摩拜單車有關負責人表示。

  “中國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刺激人們對出行住宿的需求,大家更向往體驗當地生活的度假方式,因此具有線上服務優勢且高性價比、有濃厚居家體驗等特征的共享住宿就火了起來。”小豬短租聯合創始人兼CEO陳馳說。

  ——這背后,有雄厚投資力量引發的催生效應。

  “經過多年的高速發展,我國的社會資本積累了雄厚實力。在投資渠道有限、國家支持新經濟發展的背景下,資本競相追逐共享經濟這一新模式。”洪群聯舉例說,據不完全統計,僅共享單車就吸引數百億元創業投資資金。北京大學市場與網絡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永偉也認為,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,使共享經濟創業者可以很快募集到資金,將抽象的經營模式轉變為具體的商業實踐。

  ——這背后,更離不開我國一系列鼓勵共享經濟發展的政策舉措。

  2016年2月,“十三五”規劃提出“積極發展分享經濟”;2017年6月,國務院常務會部署促進分享經濟健康發展,按照“鼓勵創新、包容審慎”原則,出臺新的準入和監管政策;黨的十九大提出,在中高端消費、創新引領、綠色低碳、共享經濟、現代供應鏈、人力資源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、形成新動能;2018年5月,國家發改委發布《關于做好引導和規范共享經濟健康良性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》……近年來,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,為共享經濟發展營造了良好的成長環境。

  共享經濟進入整改期

  我國對共享經濟秉持的“鼓勵創新、包容審慎”大原則一直沒有變

  幾年來,人們見證、經歷了共享經濟的成長。

  2011年左右,短租民宿、網約車、知識分享等有“共享”概念的消費方式開始零星出現。

  2016年,共享經濟逐漸成勢。以摩拜和ofo為代表的共享單車“黑馬”,在市場上成功實現數輪融資。經緯中國、愉悅資本、創新工場、紅杉資本、高瓴資本等眾多明星投資機構開始逐夢“單車”,其中還有BAT等互聯網企業的身影。

  2017年,摩拜和ofo分別完成了兩輪融資,次數雖不及2016年多,但融資數額都在數億美元級別,是前一年的幾倍。資本的持續關注和追逐,吸引了一大批創業者涌入共享項目。共享充電寶、共享KTV、共享雨傘、共享籃球、共享睡眠、共享衣櫥、共享洗衣機等陸續崛起,共享經濟快速發展。

  不過,到了2018年,以網約車、共享單車等為代表的共享企業在經營管理上暴露出許多問題,進入整改階段。一部分頂著共享概念,實則被資本綁架的創業項目,最終沒有經受住市場的考驗,經營難以為繼。

  “作為共享經濟企業,我們欣喜地看到政府部門對新業態新模式采取了包容審慎的態度,先允許其發展,并在發展中糾正問題。”滴滴出行兩輪車事業部總經理張治東說。

  “反觀一些發達國家,由于政府受既得利益集團游說等影響,往往對共享經濟采取過于嚴厲的監管,使其很難成長。”陳永偉說。

  “總體上看,我國對共享經濟秉持的‘鼓勵創新、包容審慎’大原則一直沒有變。”張新紅認為,實踐已經充分證明,正是有了對新經濟、新業態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,才促成了共享經濟在中國的火爆局面。

  放眼全球,共享經濟也發展迅猛。一家咨詢公司預測,到2025年,全球共享經濟市場規模有望達到3350億美元,而這一數據在2015年僅為150億美元。

  共享經濟遭遇“成長的煩惱”

  當前面臨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,要在進一步的發展中解決

  7月1日,廣州悅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(“小鳴單車”運營主體)發布債權表公告,數據顯示,截至目前仍有約12.5萬用戶押金未退,總額超2500萬元。去年3月,小鳴單車成為國內共享單車領域首家宣布破產的企業。廣州中院同意其進行破產清算后,小鳴單車委托中國再生資源開發有限公司,按每輛車12元的價格進行回收處置。

  如今看來,即便“砸鍋賣鐵”,小鳴單車仍無力償還所有外債。資本大潮退去后,它已被市場徹底淘汰出局。而它所暴露出的浪費資源、誠信缺失等問題,是共享單車行業的“前車之鑒”。

  一窩蜂大干快上,難免泥沙俱下。

  去年12月,北京市民韓旭成為ofo共享單車第1300多萬位等待退還押金的用戶之一,“半年過去了,也沒前進多少名,退還之路遙遙無期。”2017年以來,小鳴、酷騎、ofo等共享單車相繼出現資金短缺、經營告急。

  除了退還押金難,大量單車胡亂堆放侵占城市公共空間,破損單車無人維修造成資源浪費,共享住宿泄露客人隱私等問題,也讓消費者、管理者備受困擾……不少人在問:共享經濟怎么了?

  “共享經濟經過一段時間成長后,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暴露得更清晰、更充分了。”采訪中,不少專家抱有同樣的觀點:共享經濟正在遭遇“成長的煩惱”——

  一方面,有共享經濟自身尚未成熟的原因。

  “共享單車企業在成長初期,依靠競相吸引投資、補貼式價格競爭快速搶占市場,但這只能是短期策略。”洪群聯分析道,自行車等固定資產投入較大、維護成本較高、使用壽命周期不長等特征,決定了共享單車難以“又好又便宜”,很難長期維持低價收費。“要實現健康發展,就必須剔除掉補貼等因素,制定能夠反映成本的價格,形成穩定的客戶人群,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。”

  不過,也有專家提出,共享單車行業的發展還處于共享經濟的初級階段,很多問題是市場試錯的自然過程,不必過分擔心。

  另一方面,也有監管難以跟上市場形勢的因素。

  “共享經濟的迅猛發展對現有條塊化、屬地化的管理體制帶來了巨大挑戰,‘新經濟’與‘舊體制’的沖突時常發生。”熊鴻儒認為,多數共享經濟平臺的經營活動往往是跨領域、跨地區的,單靠某部門或某地區的監管力量根本無法應對,傳統垂直監管模式已不能滿足“互聯網+”跨界融合發展的需要,在線上線下加速融合的趨勢下,線下業務不斷向線上擴展,原有的線下監管問題還可能被進一步放大。線上和線下管理部門如何劃分職責和實現協同,都是新的監管難題。

  “共享經濟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,發展中出現各種問題,是因為尚未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管理制度體系,比如相關法律法規不夠健全、新型監管服務機制尚未建立、社會信用體系不夠完善等。”洪群聯認為,要讓共享經濟實現健康有序發展,就必須及時完善管理機制。

  “當前共享經濟面臨的問題,以及今后可能出現的新問題,都是發展中的問題,都可以通過進一步的發展解決。”張新紅表示,目前共享經濟雖然正處于矛盾和問題突出的轉型期,但整體依然保持較快發展速度,看到問題的同時,我們也要相信共享經濟是大勢所趨。

  讓共享經濟平穩健康發展

  監管松緊適度,分類施策;多方協同,促進企業誠信經營

  作為一種新生事物,共享經濟在技術、模式、路徑和趨勢等方面都存在較大不確定性,這是令人生憂之處,但也是其魅力所在。

  采訪中,不少專家和企業認為,要使共享經濟實現平穩健康發展,關鍵在于兩條:一是要把握好監管的度,既保護好創新又防范其野蠻生長;二是發揮好治理的合力,多管齊下、多方發力,開展多層次、多模式的動態協同治理。

  把握好監管尺度,需要明確底線、松緊適度。

  “新生事物的特點往往就是新、快、不定型。對共享經濟的監管應該堅守底線思維,只要沒有越過底線,就可以先觀察一段時間。當然,底線思維還有另外一層含義——越過底線該管就得管了。政府部門、平臺企業、資源提供者、用戶的行為都應該有底線,不該做的事堅決不做。”張新紅說。

  “比如,治理共享單車,有的地方尚未明確出臺管理制度,有的地方采取‘一刀切’,禁止新增投放,只允許存量企業運營,還有的地方允許符合要求的企業投放,實行配額制、動態管理。”張治東認為,監管在“底線之上”應當松緊適度,按市場規律辦事,盡量少采取“一刀切”的方式。

  把握好監管尺度,也要分類施策、有的放矢。

  “要合理界定不同行業領域共享經濟的業態屬性,分類細化管理。”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院長荊林波表示。

  事實上,近年來不少地方已經在共享經濟監管上采取了更為精細的措施。比如,江蘇常州采用大數據技術,建立共享單車規范治理系統,通過自動感應控制停車姿態,以智能預警減緩站點擁堵;浙江實行租房安全準入制,通過總臺登記、身份驗證、單元門禁等一系列輔助設備為安全把關。

  讓共享經濟平穩健康發展,既要靠政府的積極作為,也要靠企業的主動改進。

  “共享經濟平臺作為一個節點,匯聚著供需兩側機構、個人、第三方等多方參與者,既是交易平臺、數據平臺,也是信用平臺、消費者保護平臺。”張新紅認為,共享經濟平臺企業要加強平臺治理和安全保障,嚴格規范經營,積極協助政府監督執法和承擔社會責任,從而將內生治理機制作為政府監管體系的重要補充。

  “政府部門要高度重視平臺企業的自我規范,對一些難以明確定性、調查取證難且影響復雜的監管難題,如新型價格歧視、平臺間相互屏蔽、收集和使用個人數據引發安全風險等,要積極支持各類專業機構、行業組織和個人以及新聞媒體,共同監督平臺企業的市場行為,促進平臺規范、誠信經營。”熊鴻儒說。

  “在新的消費需求下,我們會把用戶體驗和自身可持續發展放在首位,這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根本。我們愿意協助主管部門一起治理共享單車,也希望消費者多為企業提供批評建議。”張治東表示,對于未來共享單車行業的發展充滿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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